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呈现出与其他创意劳动群体的明显差异，然而目前国内对微短剧从业者的专门研究依然较少。平台时代关于创意劳动者的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批判视角的劳动剥削和劳动异化问题，因此一种较为全面、客观的描述创意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及其自主实践的研究有待完善。基于上述现实背景和理论现状，本文以微短剧从业者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案例分析和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尝试揭示微短剧从业者不同于传统影视从业者、其他类型的创意劳动者的特殊创意劳动过程以及其如何在平台经济的影响下开展创意劳动的自主实践、避免劳动深层异化和剥削等问题。研究发现，微短剧已逐步形成“又好又快”的专业生产模式，并通过项目制的组织架构、灵活化的用工原则以及多元化的盈利模式，巧妙平衡了平台经济的效率导向与内容产业的创意需求。平台经济不仅塑造了微短剧从业者的职业生态，更为其职业自主性开辟了新空间：微短剧从业者从创意内容、创意过程、创意知识三个维度主动实施平台化改造，以积极应对数字劳动带来的挑战。

　　著录格式：郑珍,刘念.加速的创意：平台时代微短剧从业者的专业生产与自主实践研究[J].数字出版研究,2026,5(2):57-66.

　　近年来，微短剧行业的竞争愈发激烈，市场步入以提质升级为主旋律的转型发展阶段。相较于2022年和2023年的爆发期，当前市场的竞争机制更加完善，行业正经历着优胜劣汰的洗礼：抱有“赚快钱”心态的入局者逐渐被淘汰，留存下来的创作者则更加注重内容的精耕细作和品牌的长线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500亿元整数关口，同比增长率达到68.3%；2025年总市场规模已经突破680亿元。微短剧行业主要生产环节已带动133.3万个就业岗位，2025年前三季度相关人才需求同比增长26%，形成覆盖编剧、导演、运营、投放等全链条的岗位矩阵，成为视听领域高潜力就业赛道。这种多样化的职业需求，不仅直接扩大了影视行业的就业规模，也为传统影视从业者开辟了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在从业环境方面，微短剧行业对现有的数字生产方式产生了叠加式的影响，即通过融合短视频的高效、弹性化生产模式与数字剧集的阶序化、项目制生产方式，实现对内容片场的实践性改造，将剧集生产现场转变为“零工”式的片场。“零工片场”并非简单地将具备专业技术的个体用户集中一处，而是试图借助零工经济理念，解构、重组和整合既有的专业生产模式，使已嵌入其他数字内容生产阶序中的专业生产社群重新以零工状态参与生产。“零工片场”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生产组织的碎片化与劳动关系的灵活化。在这一模式下，微短剧通过项目制、短期合作、任务导向的方式，吸引编剧、导演、演员、剪辑师等创意劳动者以零工形式灵活参与。这种模式有效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使更多独立创作者和小型制作团队能够进入市场，打破了传统影视固定班底和长期制作流程的束缚。

　　微短剧行业不仅营造了宽松灵活的从业环境，还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以微短剧演员为例，微短剧已成为他们职业晋升的重要舞台。在抖音平台，微短剧演员的累计粉丝数已突破1亿大关，其中粉丝量超过10万的演员多达80余位，部分演员的作品播放量更是高达1亿次峰值。微短剧不仅显著提升了演员的市场知名度，更为其职业发展开辟了更多机遇。

　　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短视频平台的蓬勃发展，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内容形式迅速崛起，其从业者亦成为数字创意劳动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群体。然而现有的微短剧研究大多聚焦于微短剧的文本内容或者微短剧的行业现状，往往忽视了其背后的生产主体，微短剧生产领域的探究相对匮乏。本文以重庆某微短剧制作公司（M传媒）及其从业者为核心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微短剧片场运作和对相关从业者的深度访谈，尝试揭示微短剧的专业生产模式及其创意劳动的全过程。

　　伴随着零工片场的迅猛发展，微短剧从业者已然成为平台经济时代崭露头角的新兴创意劳动者群体。笔者综合梳理了当前国内外在平台经济背景下对创意劳动者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视角主要涵盖以下三大类：第一，劳动控制研究，普遍采用“数字劳动”“希望劳动”等概念来分析平台经济时代的创意劳动，同时揭示其背后潜藏的劳动控制与隐性剥削本质；第二，劳动抵抗研究，涉及创意劳动者的算法抵抗、价值创造及多样化的应对策略；第三，劳动过程研究，此类研究较为客观地勾勒出平台时代创意劳动的数字化转型轨迹。

　　首先，伴随着平台经济的迅猛崛起，互联网已然成为内容生产和文化创意输出的关键平台，催生了众多平台型创意劳动群体。然而，“技术赋权”的背后，这类新型创意劳动者却频繁遭遇新的劳动控制与隐性剥削挑战。因此，针对创意劳动者的劳动控制研究多置于“数字劳动”的批判性视角下，揭露了平台经济背后潜藏的控制与剥削实质。数字劳动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指出，“数字劳动将知识文化的消费转化为额外的生产性活动”，数字劳动本质上是异化的劳动，这表明在商业化的媒体环境中，劳动者可能面临多种形式的异化与剥削。“数字劳动”虽提升了工作的灵活性，但也引发了劳动强度的不稳定、收入波动加剧、隐性加班、工作与生活界限模糊等新问题。牛天认为，劳动降级与自我规训已成为平台经济下数字劳动的显著特征。在探讨“剪刀手”这一平台劳动者群体时，刘金波、丁树佳指出，他们“遭受全方位控制、全阶段剥削及全层面异化困境”，创作自主性与劳动价值被平台算法和资本逻辑所规训与剥夺。即便是作为短视频红人的“网红”，亦难以摆脱通过“希望劳动”而产生的剥削和价值掠夺困境，“在希望劳动的逻辑框架下，短视频预先被赋予商业价值，用以交换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而劳动者则通过争取为广告主提供中介劳动的机会获取报酬，逐步沦为‘广告临时工’”。

　　其次，部分学者呈现了颇具“希望感”的研究成果，通过深入挖掘创意劳动者的主体性，观察他们在面对算法控制和平台逻辑时的抵抗行为，以此证明创意劳动者并不仅仅是“待宰的羔羊”。有学者指出，平台创意劳动者采取了“与算法为友”的战术策略：“他们积极学习、管理、共享算法知识，逐步开发出平台算法的可教育性。”乡村女性短视频博主通过主体性建构的劳动实践，不仅获得了个体经验与主观认知，还在创意劳动中实现了社会阶层的跃迁与性别角色的转变。魏高敏认为，“数字灵工”并非全然选择“沉默”，“他们试图在平台规则之下巧妙应对和抗争，与品牌方协商，与用户周旋”。

　　最后，有学者突破了前述非此即彼的研究视角，暂时跳出“控制—抵抗”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通过实证研究客观地描绘了平台创意劳动者的数字劳动过程。在平台的数字化背景下，创意劳动者的工作任务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替代、互补与拓展；创意技能逐渐分化；“工作关系也兼具连接与断开的双重特性”。针对特定类型的创意劳动，学者们亦总结出相应的特征，如“读书博主作为数字灵工，展现出工作状态灵活、内容创作富有灵气、对市场需求高度敏感等特点”。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已充分探讨了创意劳动者在平台经济下的劳动控制、主体异化及算法规训问题，但对劳动过程和自主实践的深入分析仍显不足。此外，微短剧从业者作为新兴的创意劳动群体，鲜有文章对其进行系统观察和全面阐述。笔者认为，以微短剧从业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平台创意劳动者的研究仍具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聚焦于：第一，在当前微短剧行业内卷和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从业者是如何实现微短剧的稳定输出与专业化生产的？第二，从业者是否在努力规避创意劳动被流量和数据过度驱使的“前车之鉴”，并具体采取了哪些策略和方法，以防止创意沦为“加速”的牺牲品？

　　调查机构DataEye发布的“2024短剧热力值1—9月盘点”显示，2024年1—9月，中国大陆市场的微短剧投流规模达到约184亿元。在各城市微短剧平台热力值（投流金额）方面，北京以58亿元位居榜首，重庆则以19亿元紧随其后，其中仅M传媒一家公司就贡献了15.34亿元。由此可见，该公司在微短剧领域的市场地位及雄厚实力不容小觑。M传媒原本是一家MCN（网红达人经纪公司）机构，随着微短剧行业的火爆，迅速切入该领域，并成功推出了《绝世红颜》《铁拳无敌杨芊芊》等多部爆款微短剧。

　　有鉴于此，本文以M传媒及其微短剧从业者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微短剧片场的参与式观察和从业者的深度访谈两种方法获得田野材料。笔者于2025年1月19日—2025年2月27日全程参与了两部完整微短剧的制作过程，平均每天的观察时长为7小时，观察主要分为线上观察和线下观察两种：线上主要是在获得许可后进入剧组微信工作群观察导演、制片、编剧的拍摄前筹备、沟通；线下主要是以实习生的身份观察片场的导演、摄像、演员、场务之间的配合、协作，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式管窥微短剧从业者的工作流程及其专业生产模式。另外，笔者还选取了片场的10位从业者（T1—T10）（访谈人员信息见表1）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既包括公司的专职员工，也有曾经在公司工作过或有长期合作的非雇佣员工，涵盖了微短剧生产的大部分岗位，包括导演、编剧、制片等前端岗位以及摄像、执行、场务、演员等中端岗位。

　　2024年，微短剧迎来了发展的转型之年，这主要表现在微短剧行业及其生产制作的规范化、专业化和精品化上。项目制的组织方式、灵工化的工作模式以及多元化的盈利模式使其逐渐形成了一种“又好又快”的生产模式。

　　近年来，微短剧领域逐渐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厂牌制作方。据统计，自2024年6月1日微短剧备案新规实施以来，抖音端原生付费前50名的微短剧大多由麦芽、点众、映客快创、听花岛、阅文、天桥等头部制作机构打造，展现出明显的“头雁效应”。这些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崭露头角的公司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它们大多数具有互联网基因，在从事微短剧之前，便已经参与了数字内容生产，十分熟悉数字内容的生产流程、运行规则和传播特征。

　　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以项目制建立起来的任务导向的生产模式。这种去中心化、门槛较低且灵活性较强的轻量化生产方式，在降本增效的同时，最大限度保证了稳定的内容输出，并且较大程度地激发了独立创作者和小型制作团队的生产潜力和创作热情。对于传统影视工作者而言，打破固定班底和缩短制作周期似乎是一种“生产降格”，他们认为微短剧就是缩短片长、粗制滥造的小成本短视频，是长剧的“低配版”。但对于新入行的年轻人来说，微短剧却是他们可以接近影视生产的宝贵试炼场。导演王先生表示：“传统影视剧是比较圈子化且有门槛的，想要马上参与到一部正式影视剧的拍摄是很难的，但微短剧行业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T1）数据显示，微短剧行业已经成为不少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一部微短剧的诞生，涵盖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编辑、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涉及的岗位多达十多个。“我原本在公司里是给网红博主拍剧情短视频和vlog的，现在全职来做微短剧摄像，觉得有点像拍戏的感觉了。”（T3）微短剧因其制作成本低、制作周期短，往往能快速立项开机，为影视从业者提供大量的进组机会，微短剧行业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实现了对影视产业链的升级和优化。

　　近年来，微短剧行业开始摆脱对短期效益和“赚快钱”的心态，转而注重品质和可持续发展。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制作方更加注重剧集质量，微短剧的制作成本也在不断攀升。目前，一部微短剧的制作成本一般在20～30万元，但高配置的精品微短剧成本已经飙升至300万元以上。“现在行业内卷了起来，公司正在着力开发一批精品内容，砸钱在好的剧本上，做出自己的品牌来。”（T6）M传媒出品的精品微短剧《我是妈妈》在抖音端播放量5.7亿次，原生收入超过100万元，作品获赞数3 072万次，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口碑，形成了鲜明的品牌形象。微短剧片场借助项目制的组织形式显著提升了创作效率，同时通过项目间的资源优化配置为精品化创作提供了发展空间，而这些兼具质量与规模的精品化作品成为了微短剧行业构建品牌影响力的关键要素。

　　“数字灵工”的概念和理论来源于弹性企业模型，该模型由阿特金森提出，旨在通过灵活的劳动力管理来增强企业的抗周期性和减少经营风险。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和时间的限制，使得在线工作和交流成为现实，极大地推动了数字灵工的发展。

　　灵工化首先体现在雇佣模式上。目前很多大型的微短剧制作公司打破了“固定班底”，只保留一部分全职岗位（制片、导演、摄像、执行），然后在每个微短剧项目中启用临时人员（编剧、演员、灯光、道具居多）。他们通常会根据每个项目的实际需求，灵活招募临时人员，如通过社交媒体、行业社群快速匹配资源。M传媒于2023年全面转型做微短剧后，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员调整，即让各个部门的员工自主选择全职还是兼职工作：全职工作不以项目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是基本工资加绩效；兼职工作则实行项目式合作，不用受雇于公司，同时可以参与其他公司的微短剧制作。由此，便形成了一种“全职—兼职”混合的用工模式，允许从业者在“稳定性”和“灵活性”之间自由选择。正如场务郑先生谈微短剧演员的构成：“公司有签约的演员，也有经常合作的自由演员。签约演员和上班是一样的，基本公司有戏，大部分都要参与；拍摄通告也会发在自由演员的微信群里分享，一般是艺人经纪来联系。”（T8)灵活多变的用工模式迅速壮大了微短剧从业者队伍，吸纳了传统影视行业中那些处于“边缘位置”和“配角岗位”的专业人才，这正是微短剧行业得以迅猛发展的人才根基。尤为重要的是，便捷高效的市场准入机制，也使微短剧行业成为众多专业院校毕业生的职业选择之一。

　　与传统影视剧生产相比，微短剧的生产和拍摄时间通常具有更高的灵活度。拍摄、制作周期紧凑，项目与项目之间通常有空档期，避免了“全年无休”的时间压力。在访谈中，许多青年从业者表达了对工作时间弹性、自由的积极态度：“时间压力主要集中在拍摄的那几天，因为要确保拍摄完成，所以在片场的时候是高度紧张的，但也不会经常拍夜戏”。（T7）执行王女士表示：“夜间拍摄、周末赶工是拍摄期间难以避免的情况，但是比拍长剧时要轻松一些，基本上是年轻人可以接受的工作强度。”（T7）在工作节奏上，除了寒暑假比较忙以外，其他时间段的工作强度不大，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点。报告显示，7—8月和11—12月是两个峰值时期。

　　除了时间上的灵活和弹性，许多岗位凭借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实现了远程办公，而不用固定在片场和办公楼，减少了线下聚集的成本；与此同时，微短剧行业也在进行广泛的跨地域合作。M传媒除了拍摄环节尽可能选择重庆本地（遇到高成本短剧，也会选择在四川或者横店等影视基地拍摄），其他环节均可以借助社交媒体和智能技术实现远程工作和异地办公。“现在微短剧剧本市场需求大，公司除了培养一批自己的编剧，还会直接在平台上购买很多独立编剧和剧本工作室的本子，这样相当于整个互联网上的独立创作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编剧。”（T6）这打破了线性工作和固定班底的模式，剧本、拍摄、剪辑可以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合作。“碰到项目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剪辑和后期外包给外面的工作室来做，这样既不耽误时间，出来的效果也不错。”（T6）技术赋能下的跨界协作为微短剧创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与突破性进展，编剧在构思剧本的同时，技术人员可提前构建虚拟拍摄场景，后期制作人员能同步进行特效预设，这种高效协同的创作模式显著缩短了微短剧的制作周期，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微短剧行业的蓬勃发展。

　　微短剧行业起步于应用内购买（In-App Purchase，IAP）模式，随后发展出应用内广告（In-App Advertisement，IAA）和应用内广告与购买（In-App Advertising and Purchase，IAAP）两种新的商业模式。目前，制作公司的商业模式基本上是单剧付费、广告解锁、会员卡模式并存。调研发现，M传媒根据项目特点和市场需求，在三种模式中灵活选择，并结合其他手段实现最佳变现效果，多元化的商业模式拓宽了变现渠道，整体收入规模显著扩大，利润结构更加丰富多样，为行业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商业潜力。

　　为进一步提升微短剧的生命力，广电总局指导重点投放平台出台了“反哺”措施，通过现金补贴、流量扶持、商业服务等方式，积极引导市场分配机制由流量推广向内容创作倾斜。以抖音为例，它通过改进分发机制，使推荐和搜索的分发效率提升至原来的2.5倍，显著提高了内容的曝光率。在营销场景方面，抖音通过达人挂载等创新手段，改进了微短剧的商业表现，部分单剧的收益因此增长了5倍。

　　随着微短剧精品化的不断深入，目前行业正在告别“赚快钱”的“一锤子买卖”，逐渐迈向“长期主义”，更加专注于内容创作。一部微短剧在其平台上的首月收入仅占整个生命周期收入的20%～30%。抖音原生的头部微短剧，其首月收入占据总收入的80%；2—3月阶段能贡献15%的收入；即使进入4—6月阶段，仍能保持5%的收入占比。这表明，微短剧的盈利模式正在逐步从依赖上线初期的短期流量，转向长期用户留存和内容传播。制片李女士表示：“目前公司着力打造的剧场品牌和精品短剧，基本可以实现多元化的盈利模式了，包括投流分账、广告费还有一些品牌合作、二轮版权销售等等。”（T6)

　　目前，端原生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成为微短剧发行的重要渠道。端原生微短剧依托短视频平台原生账号播出，能够帮助制作方有效实现流量沉淀并打造品牌效应。开设短剧专辑页和创建剧场账号的“剧场化”模式受到了微短剧制作方的青睐，这种方式可以将其小程序短剧中的作品整合，放置在以“剧场”命名的账号中，进一步强化品牌形象。近年来，端原生剧不仅成为版权方收益的重要增量，更逐渐构成了微短剧收入的关键部分。与传统投流微短剧相比，这种模式节省了广告投流费用，制作方能够获取绝大部分收入。

　　微短剧行业通过一种“又好又快”的生产模式，缓解了职业生态整体的加速危机，巧妙地平衡了效率文化与创意劳动之间的张力关系，为行业的精品化、品质化发展争取了机会空间。但这似乎并不能保证从业者个体在从事创意劳动时，不会受到平台逻辑的影响，也不能避免数据依赖、算法规训、劳动控制等负面问题。调研发现，微短剧从业者在明显感知到平台化风险的同时，依然可以积极借助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提升创意劳动的自主性，这主要体现在不断深耕创意内容以抵抗商业化、积极改造创意过程以对抗加速化、强化创意知识的边界以抵抗庸俗化。

　　平台经济背后的商业化逻辑深刻影响了早期微短剧创作的具体内容，资本力量的介入，将快感变成遮蔽金钱的外衣，使微短剧沦为商品逻辑支配的对象，阻碍了微短剧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一方面，便于标准化、规模化的同质题材、爽感叙事风靡一时，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创作者的原创性，并加剧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另一方面，各大播出平台“排行榜”以较为单一的量化标准引导着从业者的创作方向，挤占了微短剧创作的多元性和自由度。

　　敏锐捕捉到这一点的张导演表示，同质化的题材和流水线的“爆款”已经无法实现微短剧创作的可持续发展：“微短剧实行备案管理以来，内容赛道已经越来越卷了，要想不被市场淘汰，还是得在内容创作上下功夫。”（T2）在一众穿越、重生、都市题材中，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成为新晋顶流，这除了国家广电总局在微短剧创作上的引导和扶持政策，也离不开编剧、导演们的创作自觉。“模仿或者复制已经爆火的题材是个捷径，但是会助长创作惰性，从长时间来看相当于自废武功”（T5)，编剧周女士表示，在和同行的交流过程当中，她们逐渐意识到，内容创作要时刻保持艺术和审美追求，不可以随波逐流，要引领市场，而不是让市场引领创作者。此后，周女士便开始不断尝试反映留守儿童、养老问题、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现实题材。与此同时，同行的监督也促使创作者破除“数据焦虑”，不断提升自身的艺术追求和创作能力，“有的时候朋友会把我的剧发到群里，“公开处刑”，相比数据不好看，我更害怕的是被同行笑线)。

　　除此之外，“文旅+微短剧”的主动尝试，也为创作的多样化、差异化带来了新的空间。导演徐先生表示：“目前文旅微短剧的赛道已经涌现出许多既有流量、又有质量的精品，这给了创作者极大的鼓舞。”（T2）凭借各地的文旅优势，深耕内容创作，微短剧从业者通过多元创作、多维展示和多链路赋能，持续营造跟着微短剧去“打卡”的旅游新风尚。“文旅微短剧的确是一个崭新的赛道，有关部门并不会在题材和故事上进行过多的限制和要求，因此可以进行自由创作和发挥的空间依然很大。”（T3）

　　可以说，虽然平台经济的商业化逻辑在微短剧创作的早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是引导了创作走向，但是在微短剧从业者的积极调试下，已经逐渐跳出了一味模仿、低端重复的创作怪圈，避免沦为“数据拜物教”，一方面他们以更为新鲜的题材、更丰富的叙事、更多元的审美对抗流水线生产；另一方面，创作自觉和同行监督也让他们可以尽量摆脱世俗意义的成功，追求更深层次的精神满足。

　　社会学家罗萨指出了现代性带来的时间压迫感。微短剧行业也同样面临加速，在技术、资本、市场等力量驱动下，发展速度和竞争节奏急剧加快，这种“加速”带来的既是规模扩张，也包含着质量参差和高度内卷的挑战，这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在追求速度的过程中，制作粗糙、劳动剥削、价值观模糊等问题频发，监管压力也随之增加。

　　首先，人机协同的普遍采用，使得从业者用看似“加速”的方式，实现了自身的“减负”与“减速”。将AI深度有机地融入创作全流程，使其成为解放想象力、提升效率的“超级助理”，而不仅仅是后期的特效工具。核心是人机协作，由人类把控创意核心与情感内核，AI负责高效执行视觉化与工业化部分。有学者担忧AIGC等技术会造成从业者的技术依赖，从而损伤创意劳动者的创新能力。但就目前的应用趋势来看，智能技术的应用更多的是帮助创意劳动者从简单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或者为初步的创意提供灵感素材。“AI目前可以辅助剧本创作和剧本改写，比如由AI辅助生成新的人设和脚本框架，这可以大大扩充灵感来源和提高创作速度。”（T5）

　　其次，注重多主体之间的协同，消解传统的导演中心制或者编剧中心制的创意模式。在微短剧合作的过程中，项目组尽可能平衡每个岗位可以自由发挥的范围，共同完成一部作品。在微短剧片场，编剧和导演不再是中心职位，而成为与演员、灯光、化妆师等同等重要的位置。而连接和平衡这些岗位“进度”和“发挥度”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策划、执行这一类的岗位变得尤为关键，它并非连接作品和从业者，而是连接从业者与从业者的关键中介人物。摄像熊先生表示：“如果拍摄顺利，会主动提出一些镜头设计的想法，导演看时间允许，就会多拍几条。”（T4）这种特定岗位的个性发挥不仅可以对抗时间压力和效率文化，还创造出了较为平等与宽松的创作环境，使职业阶序出现液态化和去中心化的特征。

　　最后，以长期化的IP资产（Intellectual Property）运营来对抗短期化的流量爆款创作。“养IP”是对抗行业内卷与速朽的高效策略，它要求从业者完成一次根本性的思维转变：从追求短期数据波动的“流量思维”，升级为经营长期文化资产的“资产思维”。“拒绝‘拍一部算一部’。在首部作品开发时，即同步规划未来1～3年的IP开发路线图。确保每一步都在为IP资产添砖加瓦，而非消耗价值。”（T7）

　　总的来看，微短剧行业的加速化似乎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但是在这种结构之下，微短剧从业者依然用自身的自主性实现找到了可以“减速”的空间：发挥人机协同的效率，避免卷入高强度的重复性劳动中，避免沦为数字民工；注重多主体之间的协同，设置专门管理“时间”的中间岗位，避免因为时间压力而出现的劳动控制和自我剥削，为创作者争取更为宽松的职业氛围和创作自由；坚守创意内核和价值导向，让速度服务于精品，而非被速度所绑架。

　　微短剧的制作过程看似开放、无边界，甚至门槛较低，只要是相关的人员就可以参与进来。但随着微短剧专业生产和规范发展，我们观察到一种“轻专业主义”正在作为新的职业文化兴起。“轻专业主义”相比传统的专业主义并不十分看重个人的职业声望和职业名誉，但会在实践场合和工作场域中通过“行话”和惯习来进行划界，把业内人士和非专业人士作出区隔，以保持工作的“纯粹性”。所以，微短剧行业并非没有职业门槛，它只是不对外声称自己的“行业标准”，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在片场，笔者观察到一些从专业影视表演转型过来的微短剧演员。他们很多一开始转行做微短剧要么是“形势所迫”，要么是“生存需要”，并且在潜意识当中会把传统影视从业者转型做微短剧看作一种“降维打击”或者“次级职业”（并且多半表示以后可能还会转回去拍长剧）。但后来逐渐意识到，微短剧表演和传统影视表达存在很大差异，是两种具有极大不同的表演模式，“微短剧表演是一种夸张化的表演形式，它需要类似戏剧表演的那种情绪张力，如果信念感不够强可能也吃不了微短剧这碗饭”（T9）。制片也表示，他们在选择演员时，学历、履历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以往的作品表现是否符合当前的行业需要。

　　同样的道理，并非所有影视编剧和文字编剧都适合写微短剧剧本，经常给短视频写脚本的编剧们更加符合微短剧创作的需求。比如，M传媒的制片组工作人员认为，微短剧的剧本很重视“反差”和“戏剧性”，所以无法快速切入主题的“长篇大论”不太适合拍摄成微短剧，反而是熟悉互联网逻辑且富有网感的“网络写手”更加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另外，M传媒的小程序微短剧让编剧在创作时就设置好重要的“卡点”，作为充分激发用户观看欲望和付费冲动的重要情节，因此在剧情节奏上有着与传统影视剧截然不同的要求。

　　在片场，导演和摄像经常会在同一个表情上反复拍摄，这一方面和有限的机位有关，另一方面和微短剧拍摄的影像逻辑有关。“在微短剧的拍摄上，信息的精确性和直接性是最重要的，那些炫技的镜头美学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情节会直接用字幕来呈现的原因。”（T4）新入行者可能在平台希望劳动的引诱下，甘愿进行自我剥削，甚至在“成名的想象”下被控制和异化，但边界化的创意知识也会让一部分相信“人人都可以做微短剧”的新入行者知难而退。

　　总的来说，微短剧从业者通过践行一种“轻专业主义”逐渐提高了行业标准和职业权威，建立起较为清晰的职业边界，并试图将微短剧行业与传统的影视行业和一般的数字内容产业区分开来。这种实践导向为主的专业主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平台劳动的零工化、低门槛、流动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和职业风险，打破了“人人都可以做微短剧”的幻像。

　　微短剧从业者不再只是受制于平台社会的“数字零工”，而是善于借助技术环境的创意劳动者。不同于以往的平台创意劳动者的数字劳动研究，本文更多将微短剧从业者放置于自主实践的视角下进行阐释，较为中立客观地描述微短剧从业者的职业生态及其所进行的创意实践，这种方法也有助于暂时跳出“控制—抵抗”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中，看到了微短剧生产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即那些被结构性视角所遮蔽的生动实践。

　　研究发现，微短剧从业者相比网络文学创作者、创意博主等平台创意劳动者而言，更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一方面，从职业稳定性来看，微短剧从业者大部分全职参与到内容生产当中，不需要过多承担人力成本和技术成本，避免了过度自我剥削，制作流程的系统化和管理流程的规范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劳动风险，为自主实践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从职业平等性来看，微短剧从业者主要进行的是集体型、整合型创意劳动（多人完成一件创意产品），通过去中心化的协作完成创意过程，因此职业内容的阶序化并不明显，从行业内部来看，尽可能避免了行业内部职业发展的不平等问题。

　　聚焦于从业者的专业生产、创意劳动乃至职场文化让我们看到了微短剧生产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性，即那些在劳动控制和结构性束缚视角下被遮蔽的生动实践。因此，研究者更需要以互动的、动态的、过程的视角来勾勒微短剧行业的完整面貌。当然笔者也发现，与其他类型的平台创意劳动者一样，不同微短剧从业者的职业自主性存在明显的差异，如何平衡好效率文化和创意文化，避免“加速的创意”沦为“加速的生意”，同样还需要政策法规的持续保障、行业内部的自身规范、平台算法的深度治理。首先，相关管理部门宜针对微短剧行业制定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加强版权保护和内容审核，防止低俗、侵权内容的泛滥。其次，行业协会应发挥自律作用，建立行业标准与伦理规范，引导从业者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避免单纯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艺术价值和社会责任。最后，平台方宜优化算法推荐机制，建立更加科学、多元的评价体系，减少唯流量论的倾向，为优质创意提供更多展示机会，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刘念，女，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视听传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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